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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3日下午，坐落在東莞望牛墩鎮官洲的富東漂染廠顯得異常冷清，偌大的廠區空空蕩蕩，只有一名保安在門衛亭里打瞌睡。

　　富東是附近規模較大的漂染廠，正常開工時有1000多工人。但從去年開始，這家廠就停工了，生產設備也陸續被搬走，只留下幾個保安看守廠房。

　　官洲是望牛墩鎮最靠近珠江出海口的地方，方便排污，所以坐落在這里的基本都是漂染、造紙等污染類企業。這兩年東莞產業轉移的步伐加快，污染企業的環保牌一年一續，抓得很嚴，去年富東續牌失敗，只好整廠搬遷。

　　“設備和人員都搬到江西去了，這里的廠房還沒到期，要轉租出去，聽說正在跟新老板談合約。”保安告訴記者。

　　在東莞厚街、長安、道滘等幾個鎮的工業區，像富東這樣的例子并不少見。工業區到處貼滿了空置廠房招租的信息，東莞的產業轉移正在提速。僅東莞虎門一個鎮，搬去越南的電子信息類企業就有300多家。

　　“洗牌”加速

　　不久前，美國《華爾街日報》稱，“受困于高漲的成本和日益嚴格的監管，成千上萬家工廠棄珠三角而去，珠三角7萬家港資工廠中10%今年將停產。”

　　在東莞長安扎根多年的福安紡織印染有限公司總經理曾祥也向記者證實：“東莞的紡織印染企業有20%左右已經關閉或外遷，剩下的80%很快也會面臨相似的命運。”

　　產業轉移，成為了珠三角最敏感的詞匯——大批企業倒閉、遷移，對政府、對地方經濟來說，是陣痛，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作為珠三角經濟最活躍的五大城市之一，東莞的外向型經濟總量占全市工業總產值80%以上，東莞的處境，可以說是珠三角產業轉型的縮影。

　　走近厚街勞務大市場，遠遠就看到公示牌和櫥窗里貼滿招工廣告。盡管絕大部分企業提供的薪酬都遠遠高于當地最低薪酬水平，包吃住的普工待遇普遍為1000~1800元/每月，員工的雙休、加班工資等福利一應俱全，現場找工作的人依然寥寥無幾。根據廣東省勞動保障廳的最新統計，廣東企業春節后新用工需求僅滿足了51.6%，尚有46.4萬個職位空缺。

　　“招工難、勞動力成本上升是一方面，另外原材料價格上漲、加工貿易政策調整、出口退稅下調、人民幣升值、電荒油荒等，無不是企業心頭的痛。”厚街鎮一家出口加工企業向記者訴苦。

　　除了市場環境的惡化外，政府“有形之手”的推動，也加速了各行業的“洗牌”。以往各鎮鄉為招商引資而向企業提供的種種優惠，如今都被無情地取消了。

　　常平鎮一家紡織企業的負責人告訴記者，常平鎮一直以來都是以“鎮區”為范圍征收土地增值稅及土地使用稅的，那些以郊區農田改建而成的企業廠房，都不需要繳納這部分稅費。但去年開始，各鎮稅收部門就把征收范圍調整為“全鎮征收”，所有企業無一幸免。

　　“租用郊區廠房的，多數是我們這種規模較小的企業，擴風險能力本來就不強，這么一來相當于百上加斤。”企業叫苦連天，集中起來向鎮政府反映困難，但由于稅務部門是垂直管理的，鎮政府也無法左右市地稅局的政策。

　　“如果只是外部環境的惡化，也許我還會希冀通過貸款等方式咬牙挺過去，但政府的態度讓我們明白，我們在這里已經不受歡迎了，即使熬過一段時間，還是看不清未來。在這種情況下，大家能搬走的則搬走，不能搬的就把企業結束了。”該企業負責人表示。

　　“雙轉移”之路

　　選擇關閉或遷移，對企業來說是一種深深的無奈，但對村鎮級的地方政府來說，又何嘗不是難以承受的“陣痛”。

　　東莞有不少鎮鄉，戶籍人口不多，大多數本地人不事生產，依靠出租屋和出租廠房的收入維持生計。富東漂染廠所在的洲灣村就是望牛墩鎮的扶貧村之一，以往，富東每年都能為當地帶來不菲的利潤，去年企業遷移，當地政府和居民都很擔憂。沒有新企業的進駐，富東每個月都到稅局進行零申報，這樣的企業漸漸多起來，稅務部門壓力也很大。對地方政府來說，就意味著GDP的減少。

　　現實擺在眼前，產業轉移是必須的，關鍵是怎么轉，才能把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失衡減到最低，達到雙贏。

　　汪洋書記曾經給東莞支過這么一招——“胡蘿卜加大棒”。即游說企業主動把生產環節轉移出去，并把研發設計、組裝包括總部仍放在原地，這樣附加值還在，將來稅收并不會少。這其實是對廣東省產業轉移“雙轉移”政策的一個延伸。

　　目前，區域發展不平衡是廣東最大的問題。珠三角經濟發達，但是山區和東西兩翼比較滯后，珠三角的GDP總量是山區的5倍左右，是東西兩翼的4倍左右。

　　勞動密集型企業雖然大量消耗資源，但同時也是廣東省最重要的GDP及稅收來源，也是工業服務業發展的基礎。政府希望這些企業轉移，前提是讓他們實現省內轉移，到山區和東西兩翼地區去。這樣既能給珠三角城市減壓，在GDP和稅收方面又“肥水不流外人田”。

　　省長黃華華表示，轉移到廣東山區和東西兩翼地區的三資企業，可以就地解決勞動力，同時在用電等方面政府也會給予支持，這些地區的企業生產成本會遠遠低于珠三角。

　　而省內轉移，戰線不至于拉得太長，也有助于汪洋所提出的“胡蘿卜加大棒”方案實施。這是一個“雙贏”的構想。

　　寡淡的工業園

　　為了實現省內轉移，近年廣東省在惠東、河源、肇慶等地建設了23個產業轉移工業園。以地處深圳和東莞之間的惠州為例，惠東縣由于原來的發展相對滯后，土地存量相對較多，于2007年就成立了產業轉移工業園，園區規劃總面積17237畝;惠城區也準備在潼湖鎮、瀝林鎮規劃建設約8平方公里的產業轉移園，重點引進深圳和東莞的“三高”項目。

　　承接地政府的態度是積極的，但在記者采訪的過程中，真正對產業轉移工業園表示感興趣的企業卻并不多。

　　位于長安鎮的福安紡織印染有限公司也屬于“三高”企業之列，曾祥告訴記者，由于感受到種種壓力，去年他們就接受當地政府的建議，考慮搬遷。

　　“我們首先考慮的是政府推薦的環保工業園，但通過考察后，發現完全不合適。首先，這些環保工業園在建設時，并沒有考慮到產業集群和產業配套的問題，只著眼于把所有三高企業都往里放，產業定位很不清晰。我們做紡織的，需要棉花作為原材料，當地既不出產棉花，物流采購又不方便，而且也無法形成產業鏈。”

　　曾祥不愿意到環保工業園去的另一個原因是，他覺得政府對三高企業轉移的態度，只是希望他們離開東莞就行了，至于到了新的工業園里，是否升級，政府不大理會，更談不上引導和支持。“但作為企業，我們要考慮自身的長遠發展。現在因為污染被趕出東莞，如果到新的園區去，不做好升級和轉型，幾年后依然要重復被遺棄的命運。”因此，仔細考察和規劃之后，曾祥做了一個抉擇——在河北買一塊地，建了一個小型的環保工業園，拉了十幾家有實力的同行及上下游企業一同抱團遷移，形成一條產業鏈。

　　“我們為確保達到國際環保標準，在這里建了一套完善的環保系統。生產線搬遷后，經過幾個月的運作，發現雖然物流成本略有上升，但由于河北的勞動力成本和采購成本都比東莞低，總體運作成本和費用比在東莞時要低。”曾祥欣喜之余，卻又對其他同行不無擔憂，“現在，東莞的紡織印染業有20%已經倒閉或轉移，還有80%仍在苦苦掙扎。有實力模仿我們做法的企業不多，剩下的企業如果找不到一條好的出路，命運堪憂。”

　　暨南大學產業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朱衛平表示，目前廣東省的產業轉移工業園發展情況確實非常不理想：企業實際進入的數量不是很多，已經進入園區的企業在經營發展上也不太順利。原因之一正如曾祥所說，產業鏈沒有形成，企業需要到其他地方配套，配套成本提高了，而遠離珠三角，運輸成本也提高了。

　　再加上政府打造環保工業園之初的設想是，企業轉移到周邊地區后，勞動力成本會降低，但在實際操作中這個因素基本是不存在的。勞動者在就業時，除了工資水平外，還會考慮很多其他因素，包括對城市生活的向往。是以山區勞動力如果有技能的，都寧愿到珠三角就業，即使薪酬水平一樣，也不愿意留在當地。而愿意留在山區就業的，要么勞動力素質很低，要么則需要以比珠三角更高的待遇來吸引他們。因此，到山區去節約勞動力成本根本不現實。

　　而今年年初，民進廣東省委在呈交省政協的《23個省級產業轉移工業園建設中的問題與建議》集體提案中也指出，產業轉移工業園缺乏宏觀規劃：一方面區位布局不合理，沒有充分考慮土地資源、招商資源等在空間上的優化配置，在同一區域幾乎同時批準的省級產業轉移工業園數量太多，既造成土地資源緊缺和園區規模受到限制，又使地方政府無法給予更多的財力支持，并且加劇了招商引資的競爭。另一方面是產業定位不明確，多數園區產業混雜，既形成不了集群，又缺少主導產業。

　　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往往不愿意前往產業轉移工業園，寧愿轉到其他省份甚至越南去。

　　轉移還是升級

　　產業轉移工業園的發展之惑，在東莞乃至珠三角產業轉移升級的過程中，多少引發了一些矛盾。

　　在珠三角勢在必行的轉型之旅中，如果不能盡快淘汰落后產能，實現“騰籠換鳥”，很有可能會失去承接升級產業的機遇。這兩年，東莞就因為缺少大面積的土地，使不少大型項目引進擱淺。

　　但是，產業轉移如果速度過快，且轉移路徑完全不受控制，無論對地方政府還是整個廣東省的GDP和稅收都是一個大損失。所謂“騰籠換鳥”，好“鳥”畢竟有限，內部升級，打造品牌，是珠三角產業升級的一大重心。所謂“胡蘿卜加大棒”，實際上也是內部升級的一種設想方案。

　　然而，目前從珠三角撤離的企業可以分為幾類：一類是前店后廠型的貼牌生產企業，這類企業的總部在香港和臺灣，其總部和研發中心不可能內遷;第二類是珠三角的中小企業，它們大部分都比較小，生產研發等渾然一體，沒有總部的概念。

　　第三類是一些比較大的民營企業，這些企業被認為是有“根”的，如果他們能實現省內轉移，則最有可能體現汪洋的設想。但產業轉移工業園規劃的不成功，使他們找不到繼續留在廣東的理由。而一旦生產中心遠離廣東，在東莞設立總部的可能性就變得很小。

　　曾祥表示，一開始，福安的計劃也是只轉移生產線，把總部和研發留下，后來卻發現，一旦由外貿向內銷轉型，把總部留在東莞的意義就變得不那么重要了，加上河北和東莞距離太遠，戰線拉得太長，也不利于企業的管理和成本控制。所以，最終結果可能是連根拔起、整體遷移。

　　面對這種狀況，產業轉移工業園的調整固然勢在必行，但正如朱衛平所言，即使政府能把產業園的規劃做得很好，但成熟的產業集群形成也是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的。

　　那么，產業轉移的矛盾現狀在短期內是否不可能得到改變?廣東省社科院科研處長丁力有不同的看法：“產業轉移本身是一個市場行為，但這兩年珠三角產業轉移速度加快，除了市場因素外，很大程度是因為政府‘有形的手’的推動，我不太認同這種做法，自然淘汰才是最適度的。”抗風險能力弱，經不住自然淘汰的企業走掉，不可惜。但那些有著成千上萬員工的大廠，本身抗風險能力比較強，既然他們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能生存下去，那就應該讓它繼續生存發展，而不是使用行政干預甚至貼錢，強行將其轉出。畢竟，這樣的企業轉出對地方政府來說是心頭之痛，如果他們轉移到省外，那對整個廣東省的GDP和稅收都是一個大損失。

　　“所謂勞動密集，也有程度之分。既然可以貼錢將這些企業轉出，為什么不能用政策和資金扶持他們改造生產線，提高生產效率?珠三角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態度不應該矯枉過正，勞動密集型產業也不一定不好，制造業依然是廣東具有比較性優勢的產業。”

　　在丁力說這番話的時候，記者從東莞政府部門的相關人員處了解到，東莞正在籌建產業轉移升級協調辦公室，而東莞市政府對扶持本地企業就地升級的態度也越來越積極。作為升級試點的厚街鎮，在鎮內就圈定了數十家企業作為就地升級的重點扶持對象。與企業的互動漸漸取代把企業往外趕的單一行政手段——珠三角在產業轉移升級的過程中，也在不斷調整著自己的航向。

　　(責編/劉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