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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 科技日報  作者： 張玉臣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這是錢學森先生晚年連續多次提出的問題。逢先生百年誕辰，重溫他留下的“錢學森之問”，一代科學大師對我國杰出人才培養的急切愿望和憂患心情不禁浮現眼前。錢先生提出的問題絕不是單純對學校的抱怨和指責，而是希望整個社會對人才培養體制做深刻思考。錢學森先生也是由一個學生逐步成長為科學巨匠的，回望大師的足跡，對我們思考人才成長規律、審視在創新型人才培養上存在的問題有重要現實意義。

   錢學森的成長足跡及重要事件

   錢學森先生晚年回顧自己的一生，感慨兩個時期對他影響最大：一是在北京師范大學附中讀書，二是在加州理工大學讀博士研究生；有17人對他影響最深，其中有12位是教師。顯然，教育和求學之路在其成長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自幼年始，錢學森便一直接受良好教育，以下事件更是不能忽視。

   第一，早年培育的科學精神和興趣。錢學森出生在知識分子家庭，父親錢均夫早年就讀于杭州求實書院，后留學日本、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母親章蘭娟幼承教育，具有數學天資，記憶和計算能力超群。錢學森始終認定父母是他的第一任老師，寧靜求實的家庭氛圍開啟了他的智慧之窗，從小就培養了對讀書、思考的極大興趣。之后，錢學森隨父母搬到北京。在北師大附小讀書時就顯露出勤于試驗和思考的天分。在北師大附中學習期間，著名教育家林礪儒校長進行與國際接軌的教學改革，形成了民主、開拓、自勵、創造的校風，使北師大附中成為當時難得的學習知識的沃土、陶冶人格的綠洲。錢學森在耄耋之年，經常提及在北師大附中“不死摳課本，提倡多看課外書，學習是一種享受”，“課程多但生動活潑，思想沒有壓力”，“受到的良好教育終生難忘”。他坦承，數學傅仲孫老師“只要承認公理，定理是根據邏輯推斷的必然結果……”的論述，使他認識到科學的嚴謹；語文董魯安老師的思想教育，使他感到“民族、國家存亡壓在心頭”。顯然，中學教育為錢學森的人生道路和事業選擇確立了堅實基礎。

  第二，求學階段的恩師提攜和幫助。錢學森是美國著名空氣動力學家馮•卡門的高徒。馮•卡門不僅學術水平世界一流，與錢學森之間的兩個著名故事更反映其高尚的科學素養和品德品質。一是錢學森發現導師論文中的一個錯誤，就直接指出，但馮•卡門沒有理解他的意思，兩人發生激烈爭論；當第二天早上起來之后，錢學森發現導師在門外等他，并向他鞠躬認錯。二是1954年錢學森出版了《工程控制論》一書，1955年回國前他向導師告別，馮•卡門激動地說，你現在學術上已超過了我！每每回味這樣的故事，我們都不能不對馮•卡門這樣一個學術大師充滿崇敬。其實，在成為馮•卡門學生之前，還有一個在錢學森科學生涯上發揮過重大影響的科學大師葉企孫。1934年，錢學森以全校理科第一名的成績從交通大學畢業，在參加清華大學公費留美研究生考試時，數學意外地得了41分。由于沒有達到留學資格線，錢學森需要在國內復習并補考。由于錢學森是校外生，愛才如子的葉企孫不僅為其補習數學開小灶，還讓他住在自己家里；并且，念及錢學森航空工程得了高分，幫助其將專業從鐵路工程調換為航空工程。錢學森次年到麻省理工學院學習航空工程，并在一年后獲得碩士學位轉到加州理工大學馮•卡門門下攻讀博士。我們不知道馮•卡門愉快地接受錢學森是否有人推薦，但史料證明，錢學森1947年回國完婚時，不僅專程到北京拜訪葉企孫，還在他家住了14天；并且應葉企孫之邀，為清華大學作了兩次學術報告。正如虞昊、黃延復在《中國科技的基石》一書中所推斷的，以葉企孫和馮•卡門之間的特殊友誼，以及同為葉企孫學生的錢偉長、郭永懷、林家翹等先后在加州理工大學跟隨馮•卡門從事空氣動力學研究的事實看，葉企孫在錢學森成為馮•卡門學生及建立良好師生情誼上的作用難以估計。 

錢學森經歷對我們的重要啟示

人才成長是一個復雜的社會過程，包括個人天賦、家庭培養、學校教育、社會使用等諸多環節；而且這些環節均包容在由體制、文化、制度以及社會經濟基礎等多重因素構成的綜合社會環境中。良好的社會環境應該使杰出人才脫穎而出并健康成長，而不是對其壓制和扼殺。從錢學森先生的成長經歷中，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以下重要啟示。

第一，必須從小注重個體健康人格的培育。人格是反映個體心理及行為傾向與特征的綜合變量。行為科學研究表明，個體人格有不同類型，很大程度來自于遺傳或天賦，其余也大多在成年之前成型。就創新型人才而言，從事創新活動所要求的好奇心、自信心和探索性精神，絕大多數在幼年成長及中等教育階段完成；從事科學探索所需要的唯真價值取向、縝密思維方式、執著意志品質等，基本在高中及大學階段養成。錢學森先生正是由于良好的家庭教育，才養成了充分的自信及好奇心；正是由于良好的中學教育才形成了縝密的科學思維和敢于質疑與挑戰的勇氣。審視今天我們的教育，不論是家庭還是社會首先都缺乏對個人天賦差異的足夠尊重，不尊重孩子自身的興趣、不能因材施教；其次，不重視正面鼓勵、啟發引導，普遍采用填鴨式灌輸、負面壓制的教育方式，導致孩子缺乏自信、缺乏想象、喪失學習興趣；再次，家庭及學校教育都存在嚴重的功利化傾向，把學習異化為謀生工具，忽視孩子健康人格、堅定意志和社會責任的培養。

第二，必須重視名師大家的帶動作用。在人才教育培養過程中，求知欲最為強烈的學生階段往往受德高望重教師的深刻影響。每個人在接受社會教育后都會有眾多老師，有些人會很幸運地遇到影響自己一生發展方向或職業選擇的“伯樂”。這種德高望重的“伯樂”不僅向學生傳授科學知識、破解學術迷津、點化人生方向，使學生比同行少走彎路，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很多還成為學生精神的標桿、人生的楷模。在承繼知識的同時，老師觀察問題的獨特視角、分析問題的有效思路、解決問題的成功方法、為人做事的高尚境界等等，學生也在與老師的近距離接觸中獲得“真傳”。錢學森先生連續得到葉企孫、馮•卡門等著名大師的幫助和提攜，這種幸運使其較快站到“巨人”的肩膀上，比同行站得高、看得遠、跑得快。觀察人才培養實踐還可以發現，學術大師培養學生往往呈現群聚現象，有的甚至形成“師徒人才鏈”，如葉企孫的學生有王大珩等幾十人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王大珩的學生有10多人當選中國科學院和工程院院士。因而，學術大師在杰出人才培養上的作用不可或缺。由于種種原因，我國高等學校及專業研究機構中像葉企孫這樣具有高瞻遠矚學識、甘為人梯境界的學術大師還相對稀缺。在科學功利、官本位等不良文化影響下，有些學者頭頂光環卻異化為學閥、學霸，不僅不給青年人才提攜幫助，反而進行盤剝、壓榨。我們很難設想，國內有些學者能像馮•卡門那樣不在學生的成果上署名，還欣喜地承認學生的學術成就超過了自己。在國內學術界的某些領域，青年人才要“拜碼頭”、站隊、跟人，這種低俗的學術文化抑制青年創新型人才，特別是杰出人才的健康成長。

第三，必須重視培育青年人才的卓越意識。良好的教育、大師的提攜更多體現了家庭、學校及社會環境等對人才成長的外在作用。實際上，在人才成長過程中，每個人的主觀能動性都居于內在主導地位。而主觀能動性首先體現在形成追求卓越的意識。管理學研究表明，卓越思想和意識是達成卓越的重要前提。以錢學森先生為例，早在中學及大學階段就樹立了科學報國的遠大志向。其次，要培育敏銳洞悉及把握機遇的意識。就個體而言，就是要及早做出科學的人生及事業規劃，并時刻以“有準備的頭腦”應對環境變化。錢學森先生在中學就將科學確立為自己終身的職業追求；在出國留學前，又毅然將專業由鐵路工程改為當時國內還處于空白的航空工程，既捕捉到了二戰期間美國曼哈頓工程的巨大機遇，也開辟了我國戰略武器研制的天地，使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充分施展和發揮。其實，實踐中取得重大成就的杰出人才，往往都在若干重要生命階段抓住了機遇。而這些人才之所以能夠抓住機遇，主要在于他們的超前謀劃意識。有學者對1500—1960年全世界1249名杰出自然科學家和1928項重大科學成果進行統計分析，發現科學發明的最佳年齡是25—45歲，峰值為37歲。如果一個青年不能在30歲之前確定自己的學術方向，很容易錯過人生最佳創新階段，取得重大成就的幾率自然降低。

第四，必須在整個社會大力弘揚科學精神。人才成長不能脫離社會環境，社會環境既為人才成長提供給養，更對人才勞動給予回饋。錢學森先生曾經尖銳地指出，這么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教育和人才工作，物質條件也比民國有很大改善；為什么我們的人才培養質量卻不盡人意？原因當然很多，但整個社會缺乏科學精神無疑是重要原因。科學精神有多方面內涵，但熱愛真理、非功利追求是科學精神的最重要屬性。錢學森先生不唯上、只唯實，敢于挑戰學術權威乃至自己的導師，正是其科學精神的生動體現。然而，由于我們在主導思想和管理理念上一直存在科學實用主義傾向，嚴重破壞和侵蝕了科學的純潔性，引致日益嚴重的科學功利心理和文化。目前，國內很多學術機構、學者往往在非學術力量面前低頭，不能堅守學術規范為“五斗米”折腰。這種不良文化嚴重侵蝕青年科學家群體，更影響青年學生對科學的追求和向往。科學精神是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青年人才成長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如果失去了對真理的熱愛、失去了理性質疑和批判、失去了獨立和無私性，科學只能淪落為一種社會工具和謀生手段。在缺乏科學精神的社會氛圍中，各種學術怪胎難以避免，更容易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現象，使杰出人才的培養遭到極大破壞。因而，建立和弘揚科學精神，是培養杰出人才的重要價值和文化基礎。（作者單位：同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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