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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是在新中國60年中的不同階段，由于不同原因造成的。目前統計的城市化率雖然已達46.7％，但是在6億城市人口中包含了2億農民工，所以中國城市化率目前實際只有1/3。即便是46.7％這個比率與世界水平相比也明顯偏低，因為世界各國在人均GDP4000美元的時候，城市化率一般都在60％左右，而東亞地區的日本和韓國以及我國臺灣省，在人均GDP4000美元的時候城市化率都在75%—80％之間了。
　　
    工業化超前而城市化滯后是重大的經濟結構扭曲，而這種結構扭曲的結果是嚴重抑制了內需，因為工業化代表的供給增長主要是供城市人消費需求的，但是農村低收入人口占了主體，工業化所創造的產品就沒有銷路。這個問題在以前新全球化迅猛拓展的時候不是大問題，因為國內的過剩供給被外需吸納了，反而是中國更深、更廣地參與新全球化的重要條件。但是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中斷了新全球化的推進過程，而且很可能在相當長時間不會結束這場危機，就會導致中國外需增長的停止甚至萎縮，通過調整經濟結構與大規模推進城市化而釋放內需的要求，就顯著突出出來了。
　　
    而且，如果中國不能改變農村人口占主體的格局，即使到2030年中國的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仍然不能算是完成了現代化，因為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沒有一個農村人口超過10％。所以，中國在走完工業化、現代化過程的未來20年里，必須為城市化補課，中國也必然在未來20年出現一個城市化高潮。在這個時候出臺《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就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我在媒體上看到一些議論，說《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出臺得晚了，因為中國城市大規模拆遷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后的城市化會以新增城市面積為主，這就更需要農村集體土地而不是城市國有土地的拆遷作好法律制度安排。我認為這樣的議論是錯誤的，因為持這樣觀點的人沒有從國情和長遠的角度看城市拆遷問題。
　　
    先說一個現象。去年通脹再度抬頭，顯著影響了居民消費，而推動通脹的主要原因就是食品價格上漲，大約占全年物價上升因素的3/4。而自新千年以來，消費物價總計上漲了23.5％，食品價格卻上漲了64.8％，是總體物價上漲水平的2.8倍。那么為什么食品價格上漲推動通脹率走高會成為長期現象呢？就是因為中國的人口還在增長，耕地卻因工業化、城市化占用在不斷減少，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不斷發展，就推動了食品價格不斷攀升。去年中國進口了5400萬噸大豆，進口的玉米、大米和小麥合計也有600萬噸，谷物進口總量已達到6000萬噸，已相當于全球谷物貿易的1/4強。 
　　
    中國的人口高峰是2030年，屆時總人口將達到15億人，即比現在還要增加1.8億人。人口增長就要增加食品需求，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食品需要也要增加，所以估計到2030年中國的糧食得比目前增加2億噸以上才能滿足需求，而目前全球糧食貿易的年度總量也不過才2億噸。所以，中央關于守住18億畝耕地的決策絕對是正確的。
　　
    如此說來，中國未來能夠增加用于工業化、城市化的耕地面積就只有2300萬畝了，大約相當于目前占地面積的42％。但是如果到2030年在中國的15億人口中有80％是城市人口，即城市化率上升到80％，2030年的中國城市總人口就得比目前增加8億人左右。
　　
    未來20年城市總人口要增加1.7倍，但城市面積只能增加42％，這個矛盾怎么解決？就只能靠提高現有城市土地的使用效率。中國目前一方面人地矛盾日趨尖銳，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著對非農用地的嚴重浪費，例如中國城市的“毛容積率”（即城市所有建筑面積對城市占地總面積的比率）只有0.5，像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也只有0.9，而東京是2，臺北是1.2，香港是1.6。目前中國許多大城市執行的還是“限高”的政策，例如上海對單項建筑物的容積率就限制在4。
　　
    所以，今后伴隨著中國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也一定會出現一個新的大規模的城市拆遷高潮，由于中國城市目前的建筑有70％是近20年建成的，因此未來不僅許多年代久遠的老舊建筑需要拆遷，許多年代較近但建筑低矮的房屋也會被大量拆遷。在這樣一個時候我們迎來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是為中國大規模城市化展開作出的最重要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