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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頻道 第三部分
資本與知識的位置
投資人要承擔遠大于“網絡經濟”時代的投資風險，因為生產的總成本的絕大部分都必須“一次”投入，而后來的整個生產周期都將成為名副其實的“回報期”(或虧損)
▲“生產部門”將主要就是研發部門——每個工人都是方案設計師
▲初期的高投入與后續期間的純粹回報，是“生物技術經濟”與以往一切經濟的最大差別所在
▲中國如果不打算放棄即將到來的生物材料經濟的超常發展機會，就必須馬上對高等教育體制進行徹底的改革
上面的全部討論引導我們得到“生物-材料”生產過程的三個特征：(1)由于能夠把一切不同種類的生產都轉化為單一類型的生產過程，基于納米技術的生產過程將具有極強烈的規模經濟效應，而如此強烈的規模經濟意味著不論納米技術的工藝成本多么高昂，只要生產規模足夠大，單位產品的價格就總能夠降低到足以與傳統生產方式相競爭的水平；(2)基于納米技術的“生物-材料”的生產過程的總成本的絕大部分將表現為初始成本，因為生物材料的自修復和自適應能力將大大降低生產的初始投入之后的“維持成本”，這一特征與上述“強烈的規模經濟效應”特征是一致的；(3)在“新新經濟”里，生產的“勞動力”要素將主要投入到研發部門而不是生產部門，因為生產過程只能由微小尺度的機器人來完成。或者說，“生產部門”將主要就是研發部門——每個工人都是方案設計師。
基于上述的三個特征，主要是(2)和(3)，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新新經濟”對資本市場和知識活動的要求。其實我們從目前已經在北美和歐洲初步興起的“生物-材料”經濟可以觀察到新的資本與知識的活動方式。
大致而言，特征(2)要求投資人承擔遠大于“網絡經濟”時代的投資風險，因為生產的總成本的絕大部分都必須“一次”投入，而后來的整個生產周期都將成為名副其實的“回報期”(或虧損)。目前在基因與生物技術領域領先的“應用分子基因公司”(Applied Molecular Genetics，AMGN)，在完全沒有任何產品時已經私募了2000萬美元，又在其后的5年內三次公開招股，最后，終于在1989年把它的第一個產品拿到市場上，當年營業收入就達到1億美元，到1998年底，這家公司僅靠這“第一個”產品就在醫藥市場上創造了年收入14億美元的業績。附圖是從奧利佛著作中復制下來的，它說明了我在這里討論的特征(2)，即初期的高投入與后續期間的純粹回報。在奧利佛看來，這是“生物技術經濟”與以往一切經濟的最大差別所在。
在納斯達克掛牌交易的股份公司的資料表明，“新新經濟”部門的上市公司的資本規模，不論是IPO還是流通股票總量，通常比“新經濟”部門里同樣年齡的公司大10倍。這意味著在“新新經濟”領域里投資的風險要比在“新經濟”領域里的投資風險高得多，從而投資人對金融市場和相應的監督機制的完善程度的要求也高得多。這進一步意味著，當家族公司難以支持“新新經濟”的發展時，亞洲各新興金融市場將面臨比歐美成熟金融市場嚴峻得多的挑戰。換句話說，當資本規模增加了十倍時，“新新經濟”的企業將以十倍的速率向成熟的、規模大得多的金融市場聚集。
現在討論特征(3)的含義，我相信這是對我們國內的各種現存機制最具挑戰性的“新新經濟”特征。這一特征意味著，那些進入“生物-材料”領域的企業將直接從大學生或研究生中“招工”。即便在目前的“新經濟”里，例如在光纖設備制造業，所謂“工人”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工人，而是能夠熟練操作光學儀器并且懂得相當高深的光學原理的“師傅”，或者干脆些說吧，他們許多都是曾在國內大學教過課的教授們。據我所知，也正是因為太缺乏這樣的“教授工人”，美國的光纖設備業的發展受到了嚴重限制。
目前的生物技術企業的資料表明，在那里就業的“工人”大部分必須有博士學位或“博士后”資歷。要知道，這些企業為每名“工人”投入了每年10萬美元以上的研究開發資金，并且指望著達到平均50%的回報率呢。
為緩解人力資本的匱乏，目前在美國處于領先地位的生物技術公司直接與主要大學的基礎研究部門建立了合作關系，著名者包括Genentech(基因技術公司)和Monsanto。大致而言，大學負責基礎研究，它們從生物技術公司那里拿到大筆的研究資金(通常以百萬美元為項目經費的“單位”投入)，生物材料技術公司負責研究開發和市場預測，然后他們再把新技術轉讓給擁有龐大市場份額和更容易獲得藥品管理局批準的老牌制藥公司(技術轉讓，有時或更經常地，是以公司“并購”方式來實現的)。加州大學系統僅1996年當年就從藥品專利轉讓獲得6300萬美元收入。當然，大學投資也有虧損的時候，波士頓大學眼看著自己的9000萬美元基金在幾年內縮小到400萬美元。因此，大學領導者更愿意與研發公司合作，包括最大的制藥公司如Merck和Pfizer。
在世界地圖上，按照分布密度和研究力量排列，加拿大是僅次于美國的生物技術研究中心。1997年美國有1710個研究中心，加拿大有409個，歐洲有500個，以色列有72個，日本有170個；然后是韓國，只有1個政府研究中心，但其研究成果已經為世界同行矚目。中國之大，1997年只有3個這樣的研究中心，與印度尼西亞一樣；而在馬來西亞，這樣的研究中心有12個，在菲律賓有2個，香港有4個，印度有2個，巴基斯坦1個，古巴6個，墨西哥1個，阿根廷21個，智利1個，巴西7個，特利尼達和多巴哥1個，新西蘭40個，澳大利亞154個，肯尼亞1個，埃及1個。不妨認為，這樣的地理分布大體上反映了生物材料技術的人力資本分布狀況。當然，基因和生物技術的研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和社會公眾的態度，因為它涉及廣泛的倫理和法律問題。
由于基因、生物、納米技術的人力資本培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大學教育以及以大學為研究基地的基礎研究便顯得格外關鍵。而且，在這一領域里，綜合性大學(特別是有附設醫院的大學)的臨床和研發優勢日益突出。以美國為例，在這方面領先的大學是：哈佛、霍普金斯、康奈爾、波士頓、華盛頓西雅圖、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頓(納米技術)、紐約州的西拉丘斯大學(生物計算機技術)。
中國如果不打算放棄即將到來的生物材料經濟的超常發展機會，就必須馬上對高等教育體制進行徹底的改革。這是另一話題，此處不再贅述。
最后，讓我繼續引述奧利佛的話作為本篇文章的結語：在工業時代，我們征服了空間；在信息時代，我們征服了時間；現在，通過“生物材料”時代，我們將征服物質本身。
資料：波浪理論預測2012年大限
在半個世紀以前，股票分析家埃略特提出了“波浪理論”，這一理論可以從往前推溯幾百年前由意大利數學家菲波納西所發現的兔子生殖規律，埃略特以這一理論對股市作出驚人準確的預測。事后，人們認識到，埃略特的分析技術其實就是混沌理論的所謂“分型(fractal)”在股票市場上的運用。
埃略特推斷，人類300年的經濟發展可以分作三個上升的階段和兩個下降的或“調整”的階段：(1)1776至1850年是第一個上升的階段；(2)1850至1857年是第一個調整階段；(3)1857至1929年是第二個上升階段；(4)1929至1942年是第二個調整階段；(5)1942至2012年是第三個上升階段，也就是三百年周期的最后一個波浪——第五浪。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備案號：1101080202365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