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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轉型升級關鍵時期，面臨沿海發達地區亟須轉型升級和內陸欠發達地區迫切要求工業化的雙重困境，各方面一直將產業轉移作為破解上述困境的重要手段。對產業轉移的趨勢性變化、理論框架進行反思，深入分析我國產業轉移實踐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對于構建科學的產業空間布局頂層設計、指導地方科學引導產業空間調整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傳統產業轉移或產業分布理論有三個主要視角。一是經濟關聯視角，主要關注地區間要素比較優勢變化及其引致的產業份額變動，國際產業轉移理論、產業轉移雁陣理論等都屬這個范疇；二是地理關聯視角，主要研究不同地理嵌入環境企業間互動及其溢出效應，產業集群理論屬于該流派；三是價值關聯視角，主要指產品形成、制造到消費鏈上各個分工環節價值創造關系及企業行為，價值鏈理論、消費行為理論等均屬此類。總體上，前二者多用于研究和指導產業轉移實踐，后者相對較多用于分析企業空間遷移或區位選擇行為。尤其是從經濟關聯視角，新經濟地理學提出的由本地市場效應、價格指數效應和擁擠效應形成的向心力和離心力系統，較好地解釋了產業在空間上分布變動的動力問題。但由于傳統理論假定企業是同質性的，不存在個體差異，因而只能從總量或產業層面分析問題。當前，需要從現實問題出發優化產業轉移的理論框架和頂層設計。

    縱觀全球，工業革命后，產業的空間分布歷經三次大規模轉移或遷移，即英國→歐洲大陸與美國→日本與亞洲四小龍→中國沿海地區，表現為不同階段各國產業或制造業份額占全球比重變化。全球產業轉移呈現三個特點，一是雁陣轉移，即從勞動或資源密集型產業（如鋼鐵）到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業逐級遷移；二是技術鏈互動，即高端行業的反向遷移，如英國在紡織、高鐵等行業遷出的同時，成為全球教育、創新和金融中心；三是價值鏈轉移，即價值鏈在全球范圍碎化、重構，從而形成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生產分工和價值流動，如蘋果手機的零部件制造、組裝、系統軟件集成，分別在不同國家完成，但蘋果公司這個所謂系統集成商占據絕大部分利潤。早期的產業轉移是在市場化程度相對較高的國家間完成的，考慮我國轉型經濟特征，政府發揮著并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政策形成的地區間梯度差距并不必然代表產業轉移方向。因此，應系統、慎重地進行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合理引導產業轉移和市場資源空間配置優化。

    一要注意區域協調。諸多研究表明，我國地區間競爭模式確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之一。但地區間競爭的負面效應也是顯著的。比如為吸引產業轉移，各地方紛紛進行優惠政策競爭，有的甚至不計成本地對企業讓利，結果導致一些產業轉移不僅沒有帶來地方經濟繁榮和人民福祉提升，反而引發資源濫采濫伐、環境大肆污染等問題，造成雙輸、多輸局面。二要處理好產業發展和環境間的關系。中央已多次提出要確保經濟科學協調可持續發展，并出臺了主體功能區規劃，要求根據不同區域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統籌謀劃未來人口分布、經濟布局、國土利用和城鎮化格局，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確定主體功能定位，明確開發方向，控制開發強度，規范開發秩序。但從近年來在中西部環境脆弱地區連續出現的重大環境破壞或污染事件看，產業發展與環境協調方面做得還很不夠。尤其是最近出現的工廠排污、煤礦開采等事件都可能導致這些環境脆弱、不宜開發地區永久性破壞或污染，造成不可估量的長期損失。要降低內陸地區內在的產業擴張或開發沖動就應該調整政績考核方式、適當遷移就業人口、加大地區間財政轉移支付，降低其盲目發展產業的沖動，提高財政支付能力。三要處理好產業轉移和人口遷移之間的關系。應該給予市場更大決定權，讓產業按市場需求進行空間布局，讓人口按內在規律進行遷移集聚，充分發揮產業集聚效益和城市的規模經濟和創新作用。

    總而言之，我國產業在空間上的不均衡布局和階段性地區轉移都是當前基本事實。但在認識和解釋產業轉移問題上，應該求細、求深，不僅要看到宏觀趨勢，更應挖掘細分特征，從微觀上把握產業轉移或企業遷移行為的動力來源和深刻內涵，進而洞察產業空間變遷的內在規律，并用以指導我國經濟資源空間配置優化進程。

    摘自《經濟日報》